老少边穷地区总共1019个县（剔除重复县）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2001年老少边穷地区县均国内生产总值13.42亿元，是全国县市平均水平的一半；县均地方财政收入6014万元，是全国县市平均水平的5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74元，仅及全国县（市）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74元，为全国县市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农民人均纯收入17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县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为19个，比全国县市平均水平少25个，低57%。产业结构层次较低，2001年第一产业比重为33%，比全国县市平均高出8个百分点。
在四个类型区中，老区县的总体经济实力较强，欠发达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最低。边境县的经济规模最小，但由于人口稀少而人均水平较高，如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均是最高的。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的是边境县，为48%，其次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缓慢
自然条件恶劣是影响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老少边穷地区大多处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区域，分布在高原、山区、丘陵、沙漠、喀斯特地貌等地区。这些地区或是干旱严重，降水量小又主要集中在夏季；或是地表水源不能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表水渗透严重；或是高寒阴冷，有效集温严重不足，不适于耕作；或是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繁。交通不便也是制约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的重要因素。远离经济中心地区，交通不便，地理位置不利。广大边远贫困山区，尚有一半至2/3以上的乡不通公路，物资交流和商品输出十分困难。
政府投入不足，教育水平低
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面临严重的困境，失辍学率较高，青壮年文盲比例偏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初中教育已是他们的“终极教育”。教育投入的不足，已经严重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质量和儿童的入学。一方面，由于教学设施简陋，农村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待遇低，而且没有保证，致使教师队伍不稳定，严重影响着这些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每年的学杂费又节节攀升，使本来收入就低的贫困户不堪负担。在陕西清涧县的两个村调查的20户贫困户中，失学儿童就有11人，占这两个村学龄儿童的19.3%。
基础设施差、欠账多，现状依然薄弱
十几年来，虽然国家通过以工代赈和其他扶贫资金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老少边穷地区基础差、欠账多，国家扶贫投入仍未能满足建设的需要。据调查，当前我国贫困地区仍有60%的乡村道路为“晴通雨阻”路，55%的县乡道路为等外路，67%的基本农田不能有效灌溉。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返贫率较高
老少边穷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灾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积返贫。如福建省2002年6月中旬遭遇特大洪灾，全省有5个市31个县230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41亿元。其中受灾严重的9个县全部在山区，其中的4个县处于原中央苏区范围。
产业结构单一，贫困农民增收渠道少
贫困地区农民的主要来源是种养业和外出打工。2000年，贫困地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高达88.6%，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加上农业生产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农产品价格下滑等原因，导致贫困地区农民通过家庭经营种养业提高收入水平的难度较大。劳务收入虽然一直是主要增收途径，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大多二、三产业发展落后，当地就业机会较少。外出务工也受到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缺少技能培训，又难以获得进入劳务市场的信息，就业渠道不畅。
少数民族贫困问题不容忽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建国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但由于起点低、起步晚，在全国仍然处于发展相对落后的位置。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另一个成因是地理因素。少数民族比较集中地生活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而且大部分在深山区，森林的大量砍伐和人口的迅速增加，造成了生态条件的极度恶化，他们往往是贫困人口中的赤贫者，2013年，扶贫项目很少能够覆盖这些地区。而且由于许多人不会讲汉语，与外部缺少联系，很难获得非农就业等信息，更难得到劳务输出的机会。 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取得显著的成就。中央在财政、金融、税收、投资等方面实行政策倾斜。仅2001年，中央财政支出中具有平衡地方财力作用的财政转移支付总额，就达1100亿元，约占中央财政支出的9.4%。随着国家财力增强，财政扶贫资金不断增加。
1995年以来，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投入资金超过100亿元，重点投向国定贫困县、部分省定贫困县、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帮助这些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1年，财政部又提出实施第二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央财政安排专款5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中西部未“普九”的地区。并提出对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给予补助，安排专项补助资金30亿元，从2001年起，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现有中小学危房改造。
1995年以前，以工代赈是贫困地区的群众利用农闲季节投入劳动修建道路和水利工程，中央政府以库存积压较多的粮食、棉花、布匹等实物对劳动者补贴。1996年开始，以工代赈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直接向劳动者支付货币。截至2001年底，中央政府以工代赈计划累计投入569亿元。1984年至1997年14年间，共修建县乡村道路20.72万公里，解决贫困人口饮水4330万人，解决牲畜饮水2310万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6031万亩，实施坡改梯8334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146万亩，建设小水电27.49万千瓦。
从1987年开始，中央政府每个部门都重点联系一个贫困地区。到2000年底，定点帮扶的部门单位达到138个，共派出3000多名干部到贫困县挂职扶贫，直接投入资金44亿元，帮助贫困地区引进国内外各种资金105亿元。“交通扶贫计划”、“人畜饮水计划”、“电力共富工程”等对贫困地区的部门或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务院要求，组织县级以上机关定点包干扶贫，对口扶持贫困乡村。2013年，东部13个省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累计捐款、捐物近21.4亿元，双方签订项目协议5745个，协议投资280多亿元，实现投资40多亿元，从贫困地区输出劳动力51.7万人。1992年以来，国家教委、国家民委组织发达省市对口支援民族、贫困地区教育工作，新建、改建中小学1400所，救助失学儿童近4万人，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1.6万人次。
国家2002年进一步加大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力度。根据中央安排，参与扶贫的中央部门及帮扶的贫困县均增加100个以上。东西扶贫协作在继续保持原来的10对帮扶关系的基础上，新增安排了珠海、厦门对口帮扶重庆市。
在西部大开发中，对一部分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自然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移民、异地安置。 第一，解决了2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从1994年的5858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1710万人。
第二，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间，共修建基本农田9915万亩，解决了7725万人和8398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到2000年底，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95.5%、89%、69%和67.7%。
第三，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执行期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农业增加值增长54%，年均增长7.5%；工业增加值增长99.3%，年均增长12.2%；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近1倍，年均增长1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48元增加到1337元，年均增长12.8%。
第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较快。贫困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初步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办学条件改善，“两基”工作（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成绩显著，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318个实现“两基”目标。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迅速。大多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得到改造或重建，缺医少药状况得到缓解。推广了一大批农业技术。贫困地区95%行政村能收听收看广播电视。
第五，解决了一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温饱问题。沂蒙山区、井冈山区、大别山区、闽西南地区等革命老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经济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甘肃定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条件明显改善，贫困状况大为缓解。
尽管如此，我国老少边穷地区仍面临艰巨任务，其目标能否实现直接关系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观战略目标能否实现。需继续为改变老少边穷地区的面貌而付出不懈的努力。
国家级贫困县的划定标准以当地人年均纯收入作为依据，而少数民族地区与革命老区则相应的降低标准。国家级贫困县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且大多集中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疆地区（通常合称为“老少边穷”）。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更改，部分县也随之退出国家扶持范围。依照2006年标准，665个国家级贫困县分布于全中国21个省级行政区内，其中以云南省为最，其后为陕西省与贵州省以及后续的甘肃省等。341个民族自治区贫困县分布于全中国17个省级行政区内，以西藏自治区为最多，其次为云南省和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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